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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滚滚,法制如何守护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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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滚滚,法制如何守护花开花落?
——中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政策方针,法制社会就会如约而至吗?
——国家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的惟一依据和方式吗?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村规民约等在解决民间纠纷中扮演何种角色?
——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适应需要? 
 
大家好!
       承蒙书院以及在座各位老师的厚爱,我又一次站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个人的工作体会和学习心得。(首先郑重声明,我汇报中提到的案例对当事人的姓名进行了虚化,请勿自我对照!)上一次,我浅谈摩梭文化与法治时讲到,我的一个舅舅和别人发生经济纠纷,我建议他诉诸法律,他却一心私了,问来问去才吐露心里的疙瘩——“打官司太麻烦了!”按说法制社会,法律应是我们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的重要依据和最佳方式。现实生活中,却老受冷遇。遇到纠纷,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寻求法律救援,而是私下解决,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法律人说话是讲证据的:
      村民扎西偷同村农布的牛,结果被农布抓到,农布问扎西强要五千元人民币作为惩罚。扎西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被逼无奈,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打听得知:告到派出所自己最多被教育一番,然后交五百元罚款。在农布的紧逼下,扎西选择了到派出所自首。派出所出面制止了农布的行为,而扎西因为是自首,只交了两百元罚款。
      这一次法律不仅在农布这里受了冷遇,还给了我们一个错觉:“法律咋成了保护恶人的工具?”存在不一定合理,但一定有原因。从扎西偷牛案我们不难看出,不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所以农布选择了规避法律,扎西选择了投案自首。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央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政策方针,法制社会就会如约而至吗?
一、法制社会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
      中国人有个习惯:出现个新概念,就拿来当标签贴,感觉标签一贴就是那么回事了。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各级政府的文案就开口闭口都是中国梦;科学界推出“纳米”的概念,各类商品就都是纳米技术的了;环境保护领域出了个“有机生态”的说法,有机食品就大行其道了。好好想想是那么回事吗?同理,法治社会来得也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在我们这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丽江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大山里,环境恶劣、经济落后、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这些都是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制从上而下落到实处,深入民心着实困难。具体来说,有这么三个困境。
      (一)法律条款高高在上
中国自古是个礼教之邦,法制是移植而来的。当下中国不少法律的制定和运行都是精英们在认真借鉴他国法治文明的基础上,在“法律普适论”的指导下“理性设计”的结果。这里面有个致命的弱点,理性设计时少了很多“脱鞋下田”“潜水摸鱼”的经历,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关注法律概念的严谨周密、法律制度的完美无缺和法律思维的高度形式逻辑化上,使得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另外,我国是个城乡二元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立法部门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城市社会秩序的构建,农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处在一个被漠视的位置。这就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法律远离实际,缺失得也比较严重。正因为部分法律条款高高在上,不符合实际,扎西偷牛一案才引发了“法律咋成了保护恶人的工具”的疑问。
    (二)司法框架势单力薄
      我们都知道,要推动一项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咱们山区交通不便,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力量缺失、司法经费紧张都已是老生常谈。从体制上讲,全市四县一区,只有县一级设有法院,派出法庭并不多。法院里人力紧缺,案件繁多,审理不过来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很难拿出效率第一时间回应民众诉求。司法机关设置不足,广大乡村的法律纠纷更多依靠乡镇派出所、村民委员会解决。但派出所、村委会也存在人力不足、望而兴叹的问题。以宁蒗县翠玉乡为例,全乡共有六个行政村、六十七个自然村,辖区面积六百一十七平方公里,有的村舍没有通公路,去一趟要步行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与之相对的是全乡只有一个派出所,在编民警七人,而翠玉乡翠玉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只有三人。面对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同胞,大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一个翠玉乡东坡甸的群众打官司,必须花费十多个小时长途跋涉到乡里,然后坐两个小时车到宁蒗县,递诉状,然后花半年左右时间来回遥远的宁蒗等一个超出他们常识的结果。这也就是我舅舅感慨打官司太麻烦的原因。
      (三)法制威信日渐消弱
       商鞅变法的时候,搞了个城门立木,把木头从这个门搬到那个门就赏以重金,如此再三屡屡兑现诺言才赢得了民心。当前,全国上下大抓作风建设,司法领域贪污腐败、暗箱操作、以权干法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按说,如此一来应该尽得民心,一帆风顺的,但现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有司法程序繁琐复杂、战线过长,不能及时回应民众诉求的原因,也有部分乡村干部法治素养差,加之缺乏相应的监管体制,执法手段不规范,处事有失公允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说,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得不承认,当前在乡村地区,这样的现象不可避免还将长期存在。更让基层群众伤心的是,少数同志工作不实,你有矛盾纠纷需要他调解的时候,他不知躲哪里去了。极个别基层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也是挫伤民众法制信心的关键。一个玩弄手段上位的官员,谁会找你调解矛盾;一个中饱私囊的干部,哪有威信让人心悦诚服!
有句法律名言说:“法的生命不是逻辑的,而是经验的。”法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现实的拷问。群众关注的是你做了什么、对他们有哪些影响,而不是你说了什么。所以喊口号、贴标签无济于事,法制社会不会因为你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法治理论并移植其法律制度,并“强烈呼吁”和“摇旗呐喊”就自动实现。当法制坐在高高的神坛上,就不能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依据和最佳手段,甚至被人们抛弃,只发挥一个威慑作用。那么,离开了法制,是什么在维护社会秩序?我舅舅遇到经济纠纷、农布逮到偷牛贼的时候,他们避开法律选择私了,私了的根据是什么?是习惯,我们且称为民间法吧。民间法是相对于国家正式法而言的,它内生于一定区域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和现实生活世界,自发调整人们行为,包括地方性知识、风俗、民情、习惯、道德、禁戒、宗教法规、村规民约等。
      二、传统文化不是感觉落后就要舍弃
      民间法是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的投射,谈到我们的传统,很多人会认为落后地区能有什么先进的东西,不值一提。我无意辩驳,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是靠这种不起眼的行为规范在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大有存在。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基础薄弱,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无需法律秩序”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多是被牢固地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的规范内,民间法内化在乡民心里,成为比国家法还管用的无形指令。
      (一)民间法自成体系
      根据恩格斯的研究和判断,法是沿习惯—习惯法—成文法路径生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法,是各民族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得来的习惯法,它不仅涉及面广,自成体系,而且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有一定的实用性。许多民族村寨村民都将粮食储存在室外,可以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治安良好,民风纯朴,这些都是传统的法文化在发挥作用
      (二)民间法自有队伍
      相较于国家法人力资源匮乏,服务基层有心无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有大量的骨干队伍。在建国前,他们是头人、寨老、德古;现在,他们是村里有名望的人,家里的老人、母亲,配置在每一个村舍,甚至家中。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他们就会积极行动起来帮助调解矛盾。夫妻间感情不和有亲朋好友帮忙调和,兄弟间出现矛盾有老人主持公道,村人间擦出火花有明事理的人调停。
      (三)民间法自得人心
这种得人心有两个表现:一是遇到矛盾纠纷,人们喜欢按照惯例、常识、道理私下解决,解决不了找人帮忙协调。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然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二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大家都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宽容和克制,选择妥协和让步,以达到“和”的目的。大家经常说“两只豹子打架也不会把豹皮撕破”,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正是解决矛盾最需要的。今年2月,我家里发生一起车祸,双方下来后都说“只要人平安,其它都好商量”。我家愿意承担责任,对方也不胡搅蛮缠,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有学者曾郑重指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可能会被规避、无效,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在某些时候是社会秩序中最实用和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比国家法更真实。为此,我们不少人很得意,说我们少数民族有自己优秀的文化,给国家省了很多法律资源。我却认为,别忙着得意,也许无需法律秩序不是件好事,也许民间法规没那么好使!
      三、民间法规不是有点用处就能依靠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士,因此我在这儿斗胆揭示一下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堪,当然目的还是借此弘扬咱们书院的精神真善美。深入现在的乡村,你会发现空巢老人、聚众赌博、婚姻家暴等随处可见,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田间劳作,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却在街上游荡,酗酒滋事、打架斗殴、破坏别人婚姻等案件高发,有的少数民族村舍,男女青年大量流落在外,从事贩毒、卖淫等非法勾当。每次我回老家,总听见别人谈论以前怎么怎么好,大有“人心不古”的叹慰。说到这里,你肯定会质问我:刚才你不还说有民间法维护社会秩序吗,怎么会乱成这样?我只能称赞你,问得好!我们是有习惯、禁戒、道德一大堆的少数民族法文化,它们也在发挥作用,但力不从心,难当重任。具体来说,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民间法规自带顽疾
      1、漏洞较多。前面提过民间法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涉及面广,自成体系。但它没有经过系统的概括、理性的设计和科学的整合,大部分是零散的,广而不全,疏而不密,有一定的框架,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并不能全方位、多角度的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法律人说话是讲证据的:拉姆出嫁后,经常遭到家暴,丈夫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左邻右舍见到了,最多把人拉开,然后给她说忍忍就过了,劝她想开点;家里来人,和她丈夫吵架、把她接回家中、甚至一群人收拾丈夫一顿,但终究没有解决问题;村里也没个规定说,如何惩罚实施家暴的人。于是事情照旧,拉姆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撤诉案。
      2、手段有限。民间法虽然是一种行为规范,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它对人行为模式的规范,更多依靠人们的心理自觉。当涉及处罚有错之人时,它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更别提采用暴力手段实施处罚。民间法在运行的过程中,采取的大部分手段都是劝解,偶有少数民族村寨按照习惯、惯例、村规民约对犯错之人实施惩罚,也就罚点钱,以示惩戒。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国家法对这一块,采取一种不闻不问的姿态。由于处罚措施有限,威慑力就无从谈起。法律人说话是讲证据的:兹给是村里有名的小混混,从小就养成了偷鸡摸狗的恶习,村民把他抓到后,谩骂有之、罚款有之,有时还把他扭到其父跟前,逼其悔过,但一番折腾后,他还是我行我素,不改陋习。
      3、观念落后。民间法的自发性决定了他的滞后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们都住在深山老林里,外面的世界变得多快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基本一成不变,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思想。在这样的条件下,民间法的演变是很缓慢的,是跟不上时代潮流,适应不了新世界、新潮流,解决不了新问题的。有些领域,它还会固守一些落后的东西,比如说歧视妇女。有一个女当事人,从外地嫁到我们一个纳西人家的,夫妻感情破裂后选择了离婚。结婚后女方的户口从外地迁入了夫家村里,但是根据该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从外面嫁到本村的妇女离婚后不能拥有本村户籍,失去了户籍,自然就没有权利享有分红和宅基地。于是为了取得分红和宅基地,这个妇女便开始了不知尽头在哪里的上访之路。
      4、落实混乱。国家法落实的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到位,就乱象横生。民间法是一种习惯法,执行没有严格的依据、落实没有专业的人员,都是大家按照口口相传的传统,耳濡目染的习惯推动,落实得好不好更无人问责,大家全凭良心。长此以往,必然会出乱子。我们拿事实说话:村民和某家的牛丢了,他迅速召集亲友找牛。并商定好按照惯例,抓到小偷后罚他五千元,拿这钱请大家吃顿饭,并分给每人两百元作为误工费。后来,他发现偷牛的是自己女婿,就没有按照约定罚款、请客、分钱。亲友们虽然不高兴,也不好说什么。这是因为私情随意降低处罚标准、甚至不处罚的现象,同样是偷盗,惯偷小杜的遭遇却又不同。他再一次偷盗被抓到后,村民们怒不可遏,选择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一阵乱棍把他打死了。偷盗自然是违法的,但村民这种行为无疑是胆大包天、乱用私刑,却是一种很可怕的暴民统治。
      (二)传统法文化整体崩塌
      用“整体崩塌”一词,估计有点过分。但传统日渐消减,遵守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传统法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小是不争的事实。上面讲到的和某包庇女婿案、村民打死惯偷案,都是民间法日渐式微的铁证,这背后是传统法文化慢慢被人淡忘的事实。
      1、政治因素造成的断裂。新中国成立后,丽江地区逐步解放,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原有的土司制、保甲制、黑彝制一并被废除,头人、寨老、德古等没有了,但传统还在人们心中,民间法依靠村里有名望的人、家族领袖、家长、老人等还在运行。但随着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整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 、“四清”运动,尤其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推行,一切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习俗都被当作落后、愚昧、封建的东西而遭到批判、取缔,各民族同胞手持红本本,生产、生活被高度统一,大量的民俗文化事项、信仰、习俗销声匿迹,传统法文化一骨碌全成了必须忘记的历史,彻底崩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极“左”路线得到了纠正,各民族在急于恢复生产的同时,开始恢复他们深深眷恋的传统信仰、习俗、秩序,但恢复情况是有限的。
      2、经济发展引发的遗忘。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也随国家大局一起腾飞。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重心往边疆地区转移,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事,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坏事。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有能耐的人离开了土地,求学、经商、创业;平常人也活络起来,离开家乡到深圳、广州、大庆、哈尔滨全国各地打工;只有老人、妇女、儿童留在了原地,继续农耕生活。这样一来,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彻底颠覆,固有的民间传统法文化在陌生的大城市没有用,在人丁稀少的乡村没人用,慢慢被人们遗忘。近年来,各民族都有不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奔走相告:要注意收集传统,把文化留下来,就是这个道理。
      3、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发展,还打开了一扇对外的门,我们可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外面的人也可以走进来,感受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价值理念。学习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已经封闭得太久了,是该好好改变一下了。遗憾的是,学习的时候我们忘了或者说来不及保留一些自己的东西,灾难就来临了,面对强大的现代文明,我们的传统毫无招架之力。另外,现代文明也不见得全部是精华,拿当下最流行的旅游文化来讲,它对丽江的毒害大于一切。游客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留下了一个被任意践踏的丽江,一堆利欲熏心的商人,一群价值观扭曲的皮条客。他们来丽江寻找美梦,却给了丽江一个又一个噩梦。
      从我刚才的分析不难得出,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作为一种有一定内涵和信服力的行为规范,确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它担不起规范我们身边一切行为的重担,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更是望而兴叹。
      四、和谐稳定只能在融合中寻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类问题突发。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法文化断裂,现代法制又不如人意,各类矛盾积压,情况更为严重。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纠纷,出路在国家法和民间法的融合上。有学者指出:“纠纷解决绝对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事情。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本身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建设起来的。”“过分把纠纷解决视为国家的专门事务,只会贬低社会、淡化社会、忽视社会的作用,这必将使纠纷的解决更加艰难。” 因而明智的选择是包容并举,根据现代法治精神和理念,兼顾到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及其“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在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方面的理性沟通进而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法制需要不断深入
      1、改变一种意识。就是立法、司法、普法轻农村重城市的意识,把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摆到桌上,认真研究。
      2、打好两个基础。一是科学制定法律。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把移植来的法律细致化、本土化、合理化。这项工作,不能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应深入基层、深入乡间、深入到群众中,系统了解民间法和老百姓心理的想法,制定出活的法、有用的法、接地气的法二是加强司法力量。尽最大努力构建一支强大的司法队伍,及时回应民众需求,让打官司变得简单起来。比如:可以加强派出法庭的建设;各级法院、司法部门可以适当增加编制,吸收优秀人才投入到司法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出一批群众信服的乡村干部,确实发挥他们调解各类民间纠纷的作用;在广大乡村开设法律服务网点,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诉讼、法律咨询服务,指导他们依法维权。
      3、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普法宣传,增强民众法制素养。重点突出对领导干部、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青少年的法制普及工作。二是严格执法工作,增强法制公信力。坚决防止徇私枉法、贪污腐败、执法随意等歪风邪气,实现“处理一个纠纷,教育一片群众”的目的,一点点赢得民心。三是加大执法监督,确保法制公正。合理的将政府监督同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确保监督实效。
      (二)传统需要合理传承
      1、不能让民族优良传统失传。除村规民约外,民间法基本依靠一个民族、村舍的集体记忆,没有文献记载、没有条款规定,这种东西很容易就会丢失,找都没地方找。传承发扬这些优良传统,需要政府部门借助资源优势,派出专门队伍系统收集、整理、归纳,形成文字保留下来。而我们每个少数民族儿女也不能闲着,或坚守传统、或传播文化、或奔走呼吁、或帮助收集、或参与活动,我们应该有主人翁的姿态和继承人的担当,怀着深深的感情和刻不容缓的危机意识投入到实践中
      2、不能让民间权威失威。民间权威是推动民间法落实的主体,是我们少数民族法文化的代表。民间法能够成为规范人们言行的通用规范,他们功不可没。他们有威信,民间法就不会随意被人践踏。现下,他们大部退出历史舞台,作用越来越小,不完全是自然力。这里面,不恰当的政治观念引导,公权力机关的排斥起到主导作用。推动法制融合,必须对此作出整改,把民间权威纳入到处理民间纠纷的具体工作中来,重新树立他们的威信,这样民间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法制和传统要积极配合
      1、国家法应加强对民间法的指导。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自带顽疾,有很多不合理、不规范,甚至落后的东西,具体我前面已经详细作了介绍。国家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应加强指导和帮带,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并顺应时代潮流生长出一些新的优良习俗来,更好的适应现代法治需求。
      2、国家法应承认、尊重并利用好民间法。在认真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国家应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禁忌、习惯法、宗教意识,尤其是村规民约给与“法的确信”,对民间权威的一些社会行为加以规范和肯定,授予他们“法的权力”,使民间法调节纠纷的行为合法化。在处理民间纠纷的过程中,应更多的发挥民间法的作用,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民间法应在规范内积极作为。在国家法的指导下,民间权威作为骨干力应要积极行动起来,带领村人修正一些不合理的传统,并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参与到公众事务中。作为普通群众,应积极主动的学习法律知识。遇到矛盾纠纷时,认真区分性质,采取合适的依据和有效的路径来解决。具体来说:对于触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民间纠纷,原则上以适用国家法为主,以运用民间法为补充;对于其他的民间纠纷,原则上以适用民间法为主,以国家法为辅助。绝对不能再出动用私刑,随意索要财物、以暴制暴,甚至要人性命的荒唐行为。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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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敏(丽江讲坛讲稿)     发表时间: 2016-6-5 18:42:08  来源: 《雪韵》2016(总第6—7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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